第三个角度是“社会”。三月总统大选的乱局，提供了林志玲成名的时空条件，但这只是社会情绪的短期需求而已，林志玲能一直红到现在，红的版图由影剧版扩张到社会版和要闻版，红的广度由台湾到中国与香港，说明我们社会中有一群集体，不仅只（藉由媒体）消费林志玲身上短期的清爽和无争而已，而且还进到了更大规模、更深层次的“认同”（identity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里。

　　准确一点说：我们清楚感受到社会里有一大群人成了“林志玲迷（fan)”、“林志玲选民（voter）”和“林志玲族（tribe)”。

　　“群迷”（fandom）是感性的，无视明星的负面新闻而矢志追随，是构成明星魅力的基础(譬如裴勇俊迷)。“选民”接受明星的感性召唤后，会持续地与明星的价值观进行对话，具备较大的广度和持久力，但一旦明星的某些“生命政治”主张（“环保”、“弱势同情”、“动物权”……）受到选民质疑，他们也会集体掉头而去（例如酒后驾车的艺人永远只有一迷”，而没有“选民”）。

　　然而，“群迷”和“选民”的经济产值都是相对微弱的，由“族群”概念所描绘的社会风格部落认同，才真正是明星经济学里的“杀手应用”（killer application），道理很简单，因为经济产值的主要产出者、明星动能的维系者，并不是明星，而是风格部落里的你、我、他。看看九○年代初的“麦当娜族”、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的“滨崎步族”、今日苹果电脑的“ipod族”，这些部落族裔在每天的生活里“装扮”自己、“消费”部落文化商品、“推广”部落首领的概念，并且以“时代新哨音”的福音者自居，号召更多的人加盟，当新明星淘汰了老明星，新兴部落族裔则是在意识型态或文化的主导权上，驱走老旧的当权派。

　　 在“林志玲现象”里，我们应该可清楚看到这“星光权力”的转移——林志玲超越了萧蔷，而“林志玲族”则淘汰台湾的“四十岁时代”。

　　在四十岁以上的台湾社会，萧蔷曾是万人迷的超级巨星，在她崛起的九○年代里，“美女”和“女强人”的两种符号首度在她身上合而为一，蔚起社会风潮。萧蔷的事业事事都经过缜密的计算，这种社会形象和那个年代台湾ODM电子业发达的管理理性（instrumental rationality）相互呼应，也与女性首度大规模进驻服务业高阶职位的职场趋势，有着价值和伦理上的亲近性。

　　但无可置疑地，萧蔷和四十岁时代的管理理性，都不再是当今新的全球化时代所向往的价值。和林志玲出身背景相仿的新时代，诞生在台湾首度富裕、解严、国际化的时代格局里，他们有较佳的学历、较好的英文技能、较多的国际化经验，也有更多的自信与自我实践的渴望，换个语言说：他们是台湾最具个人主义信仰的一个时代。